讲起周璇的第一部电影，以往的传记、文章，包括影迷的讨论，都把答案指向1935年5月首映的《风云儿女》，津津乐道于她出演的“舞女甲”。如此划分其实很唐突，非但违背周璇的意见，也并不正确。
先看1935年4月30日《时事新报》的一段简讯：
“周璇前些时候曾一度做过天一公司某片中的活动布景，最近，则在电通公司的新片《风云儿女》中也有她的歌舞场面。”
——请留意“也”字，显然，在《风云儿女》之前，周璇还为天一公司跑过龙套，主要是表演歌舞。
要找出那部影片并不难，查《申报》，时间退回1934年10月4日，天一公司买下第24版为新片《红楼春深》造势，周璇的名字躲在广告的左上方（上图）：“新华社歌舞团严华领导周璇徐健严斐等暨全体女社员参加表演。”
1934年“新华社”时期留影，周璇（左）、叶红
为何周璇会在从影之前替几部片子当人形景观呢？这得从她的义父丁悚讲起。丁悚，字慕琴，在民国报刊常以“老画师”之名亮相，他的漫画成就不及儿子丁聪，但在旧上海，其人脉之广，影响之深，赛过文艺界的老神仙。大约在1933年11月，纨绔公子金佩鱼想请丁悚来他的业余歌唱组织“益智社”指导工作，丁悚推辞不成，便引荐了严华。严华当时统领的“新月歌剧社”刚解散，旗下有周璇、严斐等小明星，不缺歌唱人才，但是缺钱，金佩鱼的团队恰好相反，两边索性合并，竖起“新华歌舞剧社”的大旗。“社务生利范围为：一、播音，二、公演，三、灌片，四、或代摄电影中的歌舞场面。”（《东方日报》1944年10月27日3版）这四大业务有许多是丁悚促成的，因为他的朋友遍布各行各业，其中“代摄电影中的歌舞场面”一项，致使周璇间接“触电”。
加入艺华影业之初留影，原载《影舞新闻》1935年7月20日第1卷第3期
所谓“间接”，代表了周璇的态度。1941年，严华周璇婚变，两人撕破脸皮，离婚后，分别在《万象》杂志发文自辩，周璇的那篇有这样一段：“民国廿五年间，我接受了艺华公司的聘请，开始了电影从业员的生活，这是我怀蓄多时的一个愿望，总算给我达到了，我当然十分兴奋。我的处女作是《花烛之夜》，袁美云主演，我虽然处于配角的地位，但是因为我还能够演戏，艺华当局是很器重我的。”（《万象》1941年8月1日第1卷第2期82页）意思清楚，她从事电影行业，或者说成为电影演员，是以加入艺华公司为起点的，处女作是《花烛之夜》。严华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表述：“二十四年，‘新华’也解散了。周璇由丁悚和龚之方二位先生的介绍，加入了艺华影业公司，担任配角，每月的薪水是五十块钱。她的第一部处女作，是《花烛之夜》。”（《万象》1941年8月1日第1卷第2期89页）周璇记错了她加盟艺华的时间，此事风传于1935年5月初，月底敲定，相关记载是：“三大歌星之一的周璇，从下月起就正式加入艺华公司为基本演员了，并且开头就订四年的长合同。”（《新民报》1935年5月28日8版）
右起：金佩鱼，丁悚，佚名。丁夏供图
丁悚的胸怀或许比他的朋友圈还大，他助人为乐，还很少拿出来说。抗战爆发后，大批电影明星离开上海，留在沦陷区的周璇除了自己特别努力，也吃到了“时代红利”，逐渐成长为巨星，彼涨此消，丁悚淡出了她的视野。其实丁悚不仅是周璇从影的媒人，还当过保人。徐碧波的回忆提供了独家线索：“严春堂主持的艺华影业公司，因为女主角只有袁美云一个，觉得太单调了。记得在二十四年夏季，他驾临仁记路营业部，和我商量邀请周璇拍戏，以调剂观众的眼光，并且嘱我代为起草合同。当时虽然承蒙老板看得起，营业部长而还兼带着文书职务，是受不了的。他见我答应得不很爽快，马上拖我进他的汽车，到某馆子里吃了一顿夜饭，算是特别酬劳……合同稿底起好，周璇来见我，对她说：‘须要来个保人。’她唯唯而去。第二天老友丁悚，来了一个电话说：‘由他担保。’我便在厂主面前，作了一个间接担保。因为老朋友所保证的人，绝没有错的。”（《万花筒》1946年5月1日第5期7页）丁悚这样干是担风险的。同样发生在1935年的上海，陈小蝶为明月社赴南洋演出作保，结果呢，摊上官司，赔一大笔钞票。
除了上述材料，将周璇的银幕起点退回《花烛之夜》，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思考：周璇对艺术的虔诚是否被我们所低估？
某种程度而言，周璇很像纳博科夫笔下的一位悲情人物。小说《防守》讲述棋疯子卢仁的传奇人生，围棋是他的生命之光，欲望之火，因为超负荷下棋，他的身体彻底罢工，妻子为救他，在他的生活里建起一堵无形之墙，把任何会让他想起围棋的元素隔离在外。离开围棋的卢仁好似废人，小说结尾，卢仁重拾围棋，用他赖以成名的“卢仁式防守”破局，也为他的人生画下句点。在周璇人生的最后七年，也有类似的一堵墙，官方解释说她疯了。她在新社会发疯，旧社会的残部为此口诛笔伐。可是，周璇的精神问题并非突发性疾病，而是神经系统顽症恶化后的结果，诱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恋爱悲剧，还有她对艺术的执著。
查看民国文献，周璇的第一次神经崩溃是在1944年接连拍摄电影《红楼梦》(下图）《凤凰于飞》的那个多事之夏。当时，记者静流去探访病中的周璇，第一印象是：“她变得竟像红楼梦的林黛玉一样，弱不禁风地倚躺在沙发上，她在闭目养神，眉毛皱得紧紧的。”周璇叹气道：“唉！真倒霉，入秋以后我一直没有好过，拍两天戏就要请几天假。许多人都以为我拍《凤凰于飞》生病的，实在病的起源还是在拍《红楼梦》最后的几个镜头时。那时候他们给我扎头套（古装的假发），我的头真难受，简直痛死我，痛得眼睛都睁不开。不拍又怎么成，戏要等着开演的，大家都在工作，自己自然也就不能多说了。等到灯光一开，我的眼睛被刺激着才慢慢地睁开来。眼睛睁开头倒好像不痛了，于是就拍罢，一日，两日的拖下去，拖到《红楼梦》拍完，马上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说我要好好地休养。”（《上海影坛》1944年11月1日第2卷第1期20页）
另一位记者李因，还采访了为周璇看病的名医董桢，写道：“这种神经衰弱症在外表是看不出来的，譬如，在路上看见周璇，她依旧是很健康的样子，即使说病得她的脸色变成灰白，也因为女人都涂脂抹粉而看不出来。所以有人问起周璇的病状，她苦笑地说：‘实在受不了。’据‘华影’的医师董桢说：‘周璇所患的神经衰弱很重，在白天，还不觉得怎样，一到入睡，她的脑子里有许多东西在盘旋，永远像在唱歌，一分钟也不给她休息，白天所学的歌唱，到晚上便在脑海中唱过不停，睁了眼睛看天亮还比较好些，闭上眼，就觉得这病的难受。现在，她每天在打针吃药，同时，白天也少练唱歌，据说这病的起因是她太喜欢唱歌了，逢到新歌便不停地练习，假使歌曲有几句不惬意的地方，便永远放在脑海中，设法使人能唱得好听。”（《海报》1944年9月30日4版）
问题在于，休息如此短暂，而练唱却日复一日。小报文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留下了许多对周璇练唱的赞美与困惑。1942年2月27日，周璇骑自行车摔跤，跌断脚踝（《中国影讯》1942年3月6日第2卷第47期）。“在这休养期内，她延请了一位京戏教师，前往教其习唱京戏……另外，她对于歌唱方面，依旧不断地努力研究和学习，每天早上，必吊嗓一次。”（《大众影讯》1942年6月6日第2卷第46期）周璇应杂志约稿，也提到自己吃了早饭必要做弹唱练习：“因为弹钢琴是我日常的功课，并且从没有间断过。”（《上海影剧》1944年3月25日第2期）太爱唱歌的周璇，好比太爱下棋的卢仁，他们不仅是受害者，也是施害者。
周璇是金嗓子，她唱的时代曲广受欢迎，而民国的有声电影几乎每片必歌（插曲），甚至一片数歌。电影与歌唱，是解构周璇的经纬度，你中有我，彼此成就，也为《花烛之夜》这个周璇的银幕起点提供了一个脚注。那是她严肃对待从影的宣言，正如崔健，刻意将起跑点定在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，尽管在这张专辑之前，我们的摇滚教父还录过一些摇滚风味的复制品。无关事实，他们表达的只是美学态度，或许说，某种心理事实。
